烤羊蝎子、清炖鲫鱼:北宋斜杠公务员苏轼,用美食救赎悲凉的人生

2020-04-03 19:39:48

一首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,写尽了无尽豪情、三国风流!谁能得到,曾经写出如此冠绝千古好辞的苏轼,正在赶往买羊蝎的早市……

惠州的早市,处处弥漫着诱人的烟火气。在最西处,是集市杀羊之处,刘阿二手持羊刀,将一头肥羊分解成骨、肉、排、腿等,然后分别包好,早就等在旁边的人各自付钱,提走了昨天就定下的肉。

刘阿二每天只宰一头羊,这些羊肉要优先供应官府中人,剩下的百姓才能购买,刘阿二有点神不守舍,眼睛一直盯着街口,终于看到了苏学士。

苏东坡左手提个菜篮子,里面装着些蔬菜葱姜之类,兴冲冲的来到阿二摊前。刘阿二伸手从案板下提出一条早就用荷叶包好的羊蝎子,递到苏东坡手中……

一个时辰之后,苏轼烧了一锅水,将羊脊骨炖得烂熟,趁热淋上烧酒,再蘸点盐,一边用无烟的炭火来回翻烤,一边忍着口水,直到外面焦黄,髓油冒出,才置于盘中,用手拈起一块羊蝎子,有滋有味地啃了起来。

世事如棋,落子难料!曾经文才动京城、书画皆妙手的苏学士,竟然在惠州之地过得如此清苦、又如此自得其乐……

北宋中期的文坛,如果一定要评出一个领袖级的人物,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想到一个人:苏轼。这所有人里面,不仅仅包括了苏轼的文友、同年、同事,也包括了皇帝、政敌和恨他的人。

赋诗,他能写出“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”的清丽婉约,又能作出“卷地风来忽吹散,望湖楼下水如天”的豪迈,恣意纵横、变化无端,与黄庭坚并称“苏黄”。

写词,他有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”的磅礴大气,又有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”的细腻哲思,豪放肆意,天高地阔,与辛弃疾并称“苏辛”。

他著散文,《前赤壁赋》、《后赤壁赋》优美而不乏厚重,大气又兼得其利,与欧阳修并称为“欧苏”。此外,苏轼的书法异常出色,是“宋四家”之一!他在画上的成就也是赞誉颇高。

更令人稀奇的是,苏轼不是那种读死书、死读书的迂腐文人,他懂变通、善谋政,先后知凤翔、杭州、湖州、密州、汝州等地,脚步遍及大宋数十州府,每至一地,考察民风、体察乡情,兴修水利、鼓励耕作,得到了百姓的称许和爱戴。

如果论及文学上的成就,苏轼虽高,仍有能与比肩者,论及政绩仕途,超出苏轼者甚多,但论及美食情趣,他却是独立世间、四顾无敌手的美食家。

在华夏的烹饪文化中,与苏轼有关的菜肴有数十道,较为出名的有东坡鱼、东坡豆腐、东坡肉、龙井虾仁、糟烩鞭笋等,这些菜肴未必是苏轼所创,或许是附会名人,但苏轼对美食的爱好却是任何诗人都比不了的。

苏轼的一生,既吃过琼林御宴,也酷爱乡里村食,在长达几十年的仕途生涯中,苏轼走遍了大宋的东南西北,品尝了无数的地道美食。所以有人说,苏轼坐在庙堂上,走在烟火间,活在红尘里,乐在美味中。

更难得的是,苏轼除了喜欢吃,还亲自动手改良创新,而能够入苏轼之手的,并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珍稀食材,都是司空见惯的“俗物”,他却用这妙手将“俗物”变成了美食。

元丰二年,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黄州,任黄州团练副使。该职位始于唐朝,后一直沿用,哲宗元佑时定为从八品,也就比九品芝麻官高那么一点点。这个职位无职掌、不管事,主要是安置贬降官员。对于苏轼来讲,这几乎就是他人生的最低谷。

曾经“聊发少年狂”的乐天派,居然在黄州写出了他生平最好的书法作品《寒食帖》。可见苏轼在黄州的窘迫。“无居、无地、无钱”,苏轼的日子过得清苦而煎熬。公务之余,他和家人开垦坡地,种田帮补生计。“东坡居士”的别号便是由此而来。

苏东坡所居的临皋亭,年久失修、四处漏雨,如果有官员来巡视,他还得退房回避。直到第二天暮春,他的朋友转运使蔡景繁路过黄州,在他的关照下才在临皋亭南畔建了三间瓦房。

无论是任何人遭遇苏轼这样的境况,难免都会意志消沉,从此放纵人生、颓唐无度。幸运的是,他找到了足以打发时间,并为此倾注了大量热情的事物,那就是烹饪。

“黄州好猪肉,价贱如泥土;贵人不肯吃,贫人不解煮。早晨起来打两碗,饱得自家君莫管。” 《猪肉赋》

当时黄州的牛羊肉很贵,猪肉却非常便宜,有钱人不愿意吃,穷人不知道怎么做,苏轼充分发挥了自己在美食上的天赋,用黄酒烹煮猪肉,这样做出来的肉软嫩滑腻,妙不可言。

文曰:“子瞻在黄州,好自煮鱼,其法,以鲜鲫鱼或鲤治研冷水,下入盐如常法,以菘菜心芼之,仍入浑葱白数茎,不得搅。半熟,入生姜萝卜汁及酒各少许,三物相等,调匀乃下。临熟,入橘皮线,乃食之。其珍食者自知,不尽谈也。”

正是在这样细细碎碎的忙碌中,在香气飘洒的厨房间,在咸甜酸辣的唇齿间,在剖鱼渍肉择菜的时光里,他抑郁消沉的心志犹如枯木逢春,重新绽放出绿叶生机。从此之后,日子再清苦,他也有了心气儿!

公务之余,除醉心于美食之外,苏轼寄情于山水,以黄州的灵秀清洌之气韵,修补着一颗在仕途险恶风波中千疮百孔的心。在谪贬黄州四年的清苦时光,却让苏轼登上了一生艺术的顶峰,《大江东去词》《前赤壁赋》《后赤壁赋》成为他在文学上的代表作,甫一成便惊了整个诗坛。成于黄州的《寒食帖》更是其书法的得意之作。

在华为的一份会议纪要中曾经详细记载过任正非的一段往事。他说,2000年以前,自己是个抑郁症患者,承受了太大的压力多次想要自杀……

直到200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在西贝筱面村吃饭,看到很多内蒙古的姑娘们热情兴奋的唱歌,看到她们那么热爱生活,任正非一下子豁然开朗,放下了心里的包袱,从此再也没有了自杀的念头。

苏轼仕途坎坷,先后谪贬于黄州、惠州和儋州多地,他学会了用美食来调节心志、舒缓情怀。黄州煮肉炖鱼、惠州烤羊蝎子啖荔枝、儋州食生蚝螃蟹,总能在美食中找到生活的乐趣,用人间的烟火气怡养身心。

苏轼在惠州时,迷上了烤羊蝎子。羊肉蝎子就是羊的脊梁骨,羊排斩掉、里脊肉剔净之后,剩下的龙骨就是羊蝎子。上面只有星星点点的肉,而且藏在缝隙里,剩下的都是筋膜、骨头,很多时候是卖肉时用来送人的。

但是,苏轼把这种“余骨”用酒腌渍再烤得焦黄之后,啃食表面那一点点肉丝,其实比吃大肉更有乐趣,舌尖每探到一丝肉,牙齿马上跟过来,这就跟啃鸭脖子一样,妙就妙在一个“无肉”,实在是消磨时间的佳品啊!

再看苏东坡在黄州的清炖鲫鱼。作为主要食材的鲫鱼,生命力顽强,繁殖快,在我国从南到北的沟渠河汊中都有它的身影,但这种鱼肉少刺多、个头不大,食用起来特别麻烦。可是聪明的中国人,仅鲫鱼就研究出了清炖、红烧、豆瓣、奶汤、干煸、阳干等十几种吃法。

以上两个例子,可以解释中西方烹饪体系的形成与差别。我们在研究华夏烹饪的起源和形成时,会惊叹于我们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烹饪方式,煎、蒸、炒、炸、炝,世界上所有的烹饪方式都可以在华夏找得到。除了我们先祖在满足口腹之欲时爆发出来的创造力之外,可能还跟我们的资源匮乏有关。

整体来看华夏疆域,我们确实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,四周环山临海,天险环绕,华夏文明能够较少受到外来的干扰和侵袭,得以平稳发展,在内部不断的融合、碰撞,才形成了今天灿烂的文化。

然而,随着封建王朝农耕技术的发展、耕地的增多,华夏人口也呈现了爆炸式的增长,早在唐时我们就出现了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型城市,这样一来自然而然就出现了粮食危机。我们开发出如此之多的烹饪方法,其最终目的就是四个字:物尽其用。

例如猪,肉可以吃,骨头可以炖汤,皮可以做皮冻或油炸,猪脸可以做卤菜,炒拌皆宜,猪蹄可以炖汤或者红烧,猪肚猪心猪肚更是无上的美味,至于猪大肠,用调料卤了之后是极其美味的下酒菜。就连猪血,也是下火锅的佳品。

在地球上,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把一头猪吃得这样干净,猪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对应着一种或几种烹饪方法。而在西方,除了猪肉、猪排之外,别的部位很多国家是不吃的,被大量出口到中国,充实着我们的餐桌。

再比如一条鱼。除整条吃之外,还有剁椒鱼头、红烧鱼尾、红烧鱼烧、干煸鱼翅、鱼籽烧豆腐、麻辣鱼泡、凉抖鱼皮,甚至鱼鳞都被熬成了鱼鳞冻,就连鱼骨头,用调料腌制之后,炸得焦黄酥脆,也是极好的下酒菜!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将一条鱼吃得如此干净!

再比如鸡,鸡头、鸡肠、鸡爪、鸡心、鸡肝和鸡胗,也只能中国人能够将它吃得干干净净!

由于食物的匮乏,华夏人研究出来的种种烹饪方法,将所能找到的食材都做成了可口的美食,无论是天上飞的、水里游的、地上跑的,都变成了人们餐桌上的美食。

除了肉食之外,我们在主食上的创造力也让世界惊叹,仅面食就有数百种作法和吃法,烹饪方式包括了煎炸蒸煮炒,许多中国人穷一生之力,可能都无法吃遍所有的面食!宽窄巷子、王府井、永乐坊、户部巷,都是小吃云集的好去处。

西方的烹饪技术跟我们同时起步,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,西方肥沃的土地、丰富的物产、得天独厚的放牧环境,让他们拥有了大量肥美的食材,较小的人口压力,他们可以只选择食材的精华进行烹饪,只需要非常简单的加工就能够有较好的味道,故而讲究原汁原味、冷食等,烹饪方法相对单一,但这并无损于西方美食的美味与营养。

从纵向的角度来看,华夏历史上的富庶的盛世毕竟是少数,五千年的文明史,老百姓有相当多的时间是筹备在温饱线附近的,我们对食物的格外重视和穷尽心思的利用,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技法繁杂的华夏烹饪。

今天,科技进步、粮食充足,我们早已经不用为温饱所苦恼,那些传承于先人的烹饪之术,又为我们提供了享之不尽的美味佳肴,生在美食之国,幸矣!

人活着总得有点念想,或者说找点乐趣!一个没有任何爱好的人,会是什么样子?想想都让人觉得害怕。而在所有的爱好里,美食绝对是最能够慰藉人心的爱好。

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苏轼做鱼的情景:锅里是奶白的鱼汤,细密地沸腾着,桌子上是准备好的姜汁、葱白、萝卜、料酒,苏轼在一边挽袖子,根据火候将材料一样一样放入锅中,忙得满头大汗。

再比如他在惠州啃羊蝎子,一壶温酒,一盘羊蝎子,啃上几口,喝一口酒,间或用小拇指翻开摊在一边的书,边上眼巴巴地蹲着一只黄狗!

苏轼成名于京师,游宦于杭州,谪贬于黄州,流落于惠州,放逐于儋州,官越做越小,流放之地一个比一个荒凉,却丝毫无损于苏轼的性情心志,这固然是因为他的豁达乐观,美食的作用也功不可没。

在“蛮荒之地”惠州,他饮酒,他烤羊日子,吃荔枝,写下了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的佳句,疏朗豪放、随遇而安,令人读之心折。

他的诗句传到了京城,让他的敌人为之“胆寒”:这个境况如此悲惨、遭受了如此波折的苏轼,究竟要怎样才能够屈服认命?苏东坡随遇而安的乐天知命,却为他带来了厄运,在章惇的运作下,已经花甲之年的苏轼,被贬到了儋州。

此时的儋州,瘴气弥漫、毒虫出没,许多地方是没有开化的土著,这里是大宋疆域内最险恶的放逐之地,仅次于处斩!在“不杀士大夫”的宋朝,只有把皇帝得罪到极点的人才有此“殊荣”。然而,苏轼在海南发现了生蚝、螃蟹这些美食,很快就沉浸到口腹之乐当中!感觉这日子也没那么难熬嘛!

如果仅仅是在海南享受当地的美食,苏轼并不值得大书特书,尽管境遇如此悲剧,他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。“我本儋耳氏,寄居西蜀州。”已经六十多岁的他,将海南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,他在这里垦荒、打井、育人,将中原的文明之光撒播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。

尤其值得记上一笔的是,自隋炀帝大业元年开始有科举考试以来,四百多年过去了,海南还没有出过一个进士,正是苏轼在海南大兴教育、传习教化,才开启了海南读书人的“登天之路”。海南的第一个举人,正是苏轼的弟子姜唐佐。苏轼在海南的教化之功,善莫大焉!

有美食的地方,从来不会寂寞。苏轼曾说,“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”他所有的身份标签里,我最喜欢的是美食家这个充盈着烟火气的称呼。烤羊蝎子里的豁达,让他超越了那个时代,在华夏的文史丹青中散发着永远的光辉!

有一分热,发一分光,让这悲凉的世间,多一点温暖,多一点人气,多一点希望,多一点豪迈。苏轼此生,以身证道,美食相伴,诗书流芳,名留千古,足矣!